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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新的庭審格局，即庭審時允許被告人和律師一同坐在一起開庭審理。這一探索與做法，是有利于審判公正的有益嘗試。

5月5日，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新的庭審格局，即庭審時允許被告人和律師一同坐在一起開庭審理。據悉，這種“四方格”變成“三角形”的庭審布局，在浙江法院內尚屬首例。

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聯想到西方電影中的經典庭審現場。律師游走庭上，雄辯滔滔，震撼全場。被告人就坐在一旁，西裝革履，神態自若。不了解英美庭審設計的人還以為他是律師助理之類的人物呢，還可能盯著屏幕滿場找“犯人”在哪里？

不過是小小的位置的改變，真的就是可以高歌的法治新勝利，屁股挪了個地方，有什么大驚小怪的，至于這樣“上綱上線”嗎？

筆者認為，座位的改變本身是沒什么特別的。難道法院只是吃飽了沒事干，換換座位玩嗎？我們應當透過位置位移的形式變化透視背后的法理。

一、被告人移駕的作用

穿西裝而不是囚服參加庭審，開端于薄熙來案。而薄熙來也并未與律師同席而坐。像鎮海法院這樣庭審時允許被告人和律師坐在一起，不僅能讓被告人因為與律師在一起獲得安全感，同時也能與律師及時溝通，更好地為自己辯護。更為重要的是，讓被告人與律師坐在一起后就將庭審“四方格”布局變成“三角形”平衡布局，有利于法官去除先入為主地視被告人為罪犯的心理意識，有利于法官更好地中立審判，從而對案件的公正審判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。

二、法治觀察

法律發展的過程，特別是刑法發展的進路，始終圍繞著“審—訴—辯”三方展開的。古代，有“三不管”訴訟模式的，指的是像民事案件一樣，國家不主動追究刑事犯罪的法律責任，而由受害方自行救濟。這就要求“全民皆律師”。而事實上辦不到。還有“大包辦”訴訟模式的，意思是國家包攬了控訴和審判罪犯的職責，并且同一由行政官員審理。又訴又判，為了“辦案如神”，至少是“大公無私”，官員能只能認為地每案必判，免得落人“業務不精”的口實。而“訴——辯”的關系是，你強我弱。因此，被告人的地位高低也作為判斷審判公正合理性的一個標準。

“大包辦”模式下，被告人實際上在審理環節就被剝奪了訴訟主體的資格。古裝劇里同樣經典的場景是：審理官員拍完驚堂木，大喝一聲“帶人犯”。看看吧，還沒審理，就在稱呼上定了罪。現代法治理念的刑訴原則要求“審—訴—辯”呈金字塔結構。法官中立，至于塔頂，“訴”“辯”雙方平等對抗，“見招拆招”。

現代社會，國家控訴成了刑案訴訟的主要方式，因此，在刑訴中，即使被告人犯下滔天罪孽，然而，相比于國家機器的震懾力和強勢地位，被告人實際處于弱勢的一方。我們不能將國家的地位降低為“平民”，因為這樣不利于國家高效強有力地控訴犯罪，因此要保持審判天平的訴權平衡，我們必須在被告人一端不斷添加合乎法治價值的砝碼。

位置的變化，彰顯法治思維的變化和升級。法官不能先入為主的給被告人定罪，防止實際剝奪被告人的辯護的權利。檢察院不能自以為大，主導審判。而被告人也無需畏畏縮縮，不敢說話。

一個小小的庭審結構的變化，體現法治思路的革新，司法權威的加強，法治信仰的推銷，要讓人在現實中感受到。以此表達程序正義的價值情感。

我們沉積了多少冤案，被曝光了多少，解決了多少。幾年來被發掘出來的冤案，十有八九法院沒認真審，律師沒認真辯，而檢察院又太“認真”主導審判。事實不清可以定罪，證據不足可以定罪，甚至可以編造事實與證據，屈打成招。如果一開始就重視庭審的結構設計，從原則上傳遞尊重犯罪嫌疑人權利與 “疑罪從無”的法治信號，無疑不會造成讓司法系統、受害者和涉案人員多重傷害的悲劇。

目前，鎮海法院這一舉措并未大面積推廣。然而，筆者認為，它將開啟刑事訴訟形象的轉型，至少是從觀念上引導司法工作人員關注被告人權利，秉持公正司法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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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  庭審  被告人